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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砚礼盯着手中的烫金请柬，眉头微蹙。

    请柬来自外交部与欧盟驻华代表团联合举办的中欧经贸合作论坛闭幕酒会，要求携伴出席。这类场合他通常独自参加，或者带助理，但这次请柬上特意注明“建议携夫人或伴侣”，显然是主办方听到了某些风声——关于那位从未公开露面的霍太太。

    手机在桌面上震动，是母亲发来的消息：“酒会的事我听说了。带知意去，这是她该出席的场合。”

    语气不容置疑。霍砚礼知道，自从宋知意用三针缓解了母亲的偏头痛后，母亲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完全的排斥，到复杂的观望，再到现在这种近乎“督促”的认可。

    他放下请柬，拨通了那个很少拨打的号码。

    电话响了五声才被接起，背景音里是键盘敲击的轻微声响。

    “霍先生？”宋知意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平稳如常。

    “是我。”霍砚礼停顿了一秒，“下周三晚上，外交部有个中欧经贸合作论坛的酒会，要求携伴出席。你……有空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只能听见敲击键盘的声音停了。

    “具体时间地点？”

    “周三晚七点，国贸大酒店宴会厅。”

    “我需要随行翻译吗？”

    “不是工作，是作为……”霍砚礼难得地卡了一下，“作为我的女伴出席。”

    更长的沉默。

    然后宋知意说：“工作需要，我明白。我会准时到。”

    她的回答很干脆，不带任何情绪，就像接受一个工作任务分配。霍砚礼甚至能想象出她说这话时的表情——平静，专注，已经在思考当天要穿什么、带什么资料。

    “礼服我会准备。”他说，“周三下午让人送到你宿舍。”

    “不用。”宋知意立刻拒绝，“我有正装。外交部有统一着装要求。”

    “但这次不是外交部的工作。”

    “我知道。但我是外交部的职员，着装需要符合身份。”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谢谢你的好意，但不用麻烦。”

    霍砚礼握着手机，突然感到一种熟悉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在和宋知意打交道时经常出现——她总是礼貌地划定界限，把他们的婚姻关系严格定义为“工作需要”或“契约义务”，不允许任何私人化的渗透。

    包括一件礼服。

    “好。”他最终说，“那周三晚上六点半，我去接你。”

    “我自己去就可以，从外交部过去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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